为什么清朝政府能容忍朝鲜使用明朝年号还收容明朝遗民？(大清为什么不把朝鲜收复了)

朝鲜使用明朝年号的问题是个假象。真相是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41年之前，朝鲜虽然被清朝击败而归附，但依然不愿意写清朝年号而是用干支纪年，期间发生了两次沈狱事件，即朝鲜官员到沈阳见皇太极，没有使用清朝年号，因而被清朝下狱。第二阶段是1641年起，由于前述事件的影响，以及明朝的灭亡，朝鲜下令严格遵守使用清朝年号。如1645年下令，承政院疏章不书清年号者不得捧入。第三阶段是多尔衮死后，顺治康熙掌政，特别是康熙亲政后对朝鲜的限制减少，朝鲜在前述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允许极少数高官大儒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不使用清朝年号，而以干支纪年代替，这种允许被视为极大的恩典赏赐。期间最有名的事件就是1704年，明亡60周年，朝鲜于当初纪念明朝援朝抗日的大报坛祭奠万历皇帝跟崇祯皇帝，特意不写清朝年号，而写干支纪年。但祭奠刚结束就立即烧毁相关文书，怕被清朝知道。第四阶段是乾隆登基之后，由于此时清朝对明朝已经不如之前那么在意，自己也拜祭孝陵（朱元璋），整修明朝十三陵等，所以朝鲜也跟风开始放松，先是举办忠良科科举，应试者限定为明人后裔或朝鲜人而于丁卯、丙子两役与满清作战身亡者的后裔，允许这些人中举红牌可以不写清年号而写干支纪年。后来又扩大到一切忠良之后。由此，朝鲜民间不使用清年号而使用干支纪年成为潮流。同时，朝鲜对写有明朝年号的事物视为古董珍重收藏，譬如朝鲜国王1756年得到13个写有明朝年号的马牌（马牌即古代传递的驿马的身份证明），特别收藏于尚瑞院马牌柜。（后来还成为文物古迹上了韩国的邮票）第五阶段是乾隆晚期之后（1800年之后），朝鲜除了官方文书依然严格使用清朝年号之外，对于臣民用干支纪年代替清朝年号不再限制，而如果是普通平民，那即使使用双年号（明清两个年号）也睁眼闭眼不去管了。这个时候的清朝也不怎么管朝鲜了。所以，事实上说朝鲜使用明朝年号是个假象，真相是朝鲜官方一直使用清朝年号，民间不喜欢使用清朝年号，但也没有使用明朝年号，而是使用干支纪年，因此从壬辰倭乱到甲午战争，与朝鲜相关的很多历史事件，连我们都习惯于使用干支纪年。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大众对朝鲜的误解。很多人认为，朝鲜在整个清朝时期，都死硬地坚持使用明朝年号，收容明朝遗民。这种认识，显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首先，朝鲜确实曾经拒绝使用大清年号，但大清不是默默忍受，而是果断下手制裁。皇太极的年代，朝鲜使者就坚决不承认大清，他们的立场非常坚定——大明才是正统，你个清无非就是夷狄，凭啥跟华夏正统大明朝并立，也称起皇帝来？所以，皇太极的登基仪式上，两位朝鲜使者被强迫加入朝贺的行列，但他们坚决不肯，为此遭到满清官吏抓扯和殴打，鼻青脸肿，衣服破碎，依然不屈从。这个，绝对是真的！而最终，清朝便把朝鲜使者打入大牢——这一幕，老实说，让当时已经臣服清朝的东北汉人很是汗颜，至少在这一点上，咱就比不过人家。当然，皇太极岂能善罢甘休，立即派人去朝鲜发出严正警告。结果，反而激发了朝鲜上到官员下至百姓的愤怒，当时有人提出要“毁书斩使”，以表对明朝的忠诚。甚至满清的使者在路上，遭到百姓以石头泥块乱打。当然，后果就是皇太极出兵。而朝鲜人，虽然有骨气，但骨气不能当兵器来打退敌人。所以清兵杀来之际，不论是朝鲜的正规军，还是义勇军，都一败涂地。所以，光有勇气还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实力作后盾。而且，随后清朝便入关，大明都灭亡了，所以此后的朝鲜官方，也只能使用清朝年号，如承政院（类似国务院），当时规定：疏章不书清年号者不得捧入。但是慢慢的时光流逝，大清国对朝鲜的监督不再那么严厉，尤其是康熙帝，一会打三藩，一会打蒙古，一会打俄国，对朝鲜这边自然就松了。于是朝鲜内部，便出现了个别情况下可以不使用清朝年号的规定，当然也不能使用明朝年号，因为明朝已经亡了，所以朝鲜人就用干支纪年代替——但实际上，还是为了怀念明朝——1704年，明亡60周年之际，朝鲜专门举办了祭奠万历和崇祯两位大明皇帝的活动，当时用的也是干支纪年，根本就不提清朝的年号。当然，朝鲜人也怕清朝报复，所以祭奠刚结束就立即烧毁相关文书。而在乾隆时代以及以后，大清国自己都开始放松，甚至皇帝还去拜祭孝陵（朱元璋），整修了明朝十三陵，朝鲜自然就再无忌惮，他们举办了一项叫做“忠良科科举”的专题考试，应试者限定为明人后裔或朝鲜人而于丁卯、丙子两役与满清作战身亡者的后裔，允许这些人中举红牌可以不写清年号而写干支纪年。后来又扩大到一切忠良之后。也就是此时起，不使用清年号而使用干支纪年，至少在朝鲜民间成为潮流。而写有明朝年号的东西，更被视为宝贝。譬如1756年，朝鲜王得到了十几个写有明朝年号的马牌（驿马的身份证明），藏于尚瑞院马牌柜——后来，这些马牌便成为文物，上了韩国邮票。但是，司马在这里也要说一句：人终究是会变的，尤其是在大陆清宫戏泛滥，不顾史实地溢美清朝这种倾向之下，半岛与大陆的分野越来越深，最终便出现了另一种人，即认为大明已经灭亡了，华夏传统在中原已被抛弃，那么被称为“小中华”的半岛人就应该把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变成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半岛人开始拒绝把自己视为大陆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当然这是后话了。

公元1704年，距离大明王朝灭亡（1644）已整整一甲子。此时正忙于九子夺嫡家事的康熙爷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藩属国朝鲜此时正在秘密地进行着一场“甲申六十年祭”的纪念明朝大型仪式。这多少有点时光错乱的感觉，要知道，随着台湾在1683年的归于一统，大明朝最后一面王旗在中华已销声匿迹了21年之久。这一年，朝鲜肃宗国王在自己的王宫后苑中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大报坛”，以至高无上的祭天之礼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自此也成为了朝鲜王朝今后两百年间最为隆重的祭礼。这一幕只是明亡之后，朝鲜思念明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而最可笑的是，在当时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观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1392-1910年），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不愿伐明的高丽大将李成桂先是苦谏国王遭拒，之后便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地成为了“朝鲜”。以上所说的朝鲜“大报坛”共祭祀了三位明朝皇帝：明太祖、明神宗万历、崇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观中，正是这三位皇帝的“皇恩”奠定了朝鲜对大明万世不易的忠诚。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但却是朝鲜历史上最为尊崇的中国皇帝。朱元璋的“赐名”被朝鲜王朝认为是“大造之恩”，而万历的“抗日援朝”则被朝鲜认为是“再造之恩”，事实上，这也正是“大报坛”的修建初衷。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朝鲜的肃宗国王甚至“内疚”地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国力，明朝就算亡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样旋踵亡国。如果说朝鲜对于明朝有着超出寻常的“忠诚”，那么朝鲜对于清朝的仇恨与蔑视也同样深入骨髓。从大的方面说，朝鲜深受程朱理学儒家正统观的影响，满脑子的“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春秋大义”。在朝鲜主流意识形态中，只有作为东夷的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成为“小中华”，其他任何少数民族都不可能继承中华正统，清即使入主中华，始终还是“夷狄”。但朝鲜可能另有始终无法抚平的隐痛。这样说吧，满族曾被朝鲜视为“家奴”，可是家奴不但跑了，最后反倒成了自己的主人，这让朝鲜如何能忍。明朝中前期，满族的前身建州女真曾寄人篱下栖身朝鲜北部，朝鲜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女真诸部，双方完全处于尊卑不平等的关系。最丢人的是，就连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也就是列于清王朝谱系之首的“肇祖原皇帝”，也曾受封称臣于朝鲜。明清战争爆发后，朝鲜国王光海君曾想采取“中立国”态度，在关键的萨尔浒大战中（1619年）还密令参战的朝鲜将领出工不出力，最后竟临阵降清（那时还叫后金）。但光海君这一政治态度显然不见容于亲明的朝鲜王室和士大夫阶层，以“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的罪名在宫廷政变（1623年）中废掉了。这对于之后的朝鲜国王无异于一次血的教训：如果谁放弃了“尊明攘清”的国策，王位是基本保不住的。在光海君之后即位的仁祖国王显然接受了这一教训，在明清战争中立场坚定地站在了明朝那一边。但问题是，正如清朝在鸦片战争后遭受的教训一样，在“蛮夷”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礼义做不了干橹，忠信更不是甲胄。1627年，皇太极终于被朝鲜桀骜不驯的态度惹怒了，命阿敏率军进攻朝鲜，兵锋所至，朝鲜军队溃不成军，开战十几天就丢掉了平壤，只得求和，这也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丁卯胡乱”。战场上虽然一塌糊涂，但朝鲜在停战谈判中却自认“春秋大义”在手，表现得无比强硬，对于后金提出和明朝断绝关系的要求坚决抵制，仿佛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是自己，后来缺乏理论自信的阿敏竟然也服软了，还称赞对明朝忠贞的朝鲜是“节义之国”。在谈判桌上“大获全胜”的朝鲜之后，对后金仍然是爱理不理，对明朝则仍然是热络有加。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时，朝鲜非但不朝贺，连清朝使臣都不接待，这让皇太极勃然大怒，随即亲征朝鲜，这就是朝鲜史上的“丙子胡乱”。对于这场战争，2011年的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最终兵器：弓》将朝鲜军民描绘得可歌可泣，箭术天下第一，还击毙了清朝的太子，但实际上呢，这次朝鲜败得比上次还惨，十二天就丢掉了都城，曾有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骑兵大败的经典战例。最后，连仁祖国王都被困南汉山城。在这次的城下之盟中，朝鲜也曾一度放出“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的狠话，但皇太极这次显然吸取了上次的谈判教训，咬死了逼朝鲜与明朝断交这一条，要求朝鲜转而向清朝称臣。最后，朝鲜君臣只得屈服，还被迫将朝鲜的世子送到沈阳当人质。可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仁祖晚年还是遭遇了叛乱（后被镇压），而理由还是老样子，谁让你臣服清朝来着。据《明史·朝鲜列传》记载，当内外交困的崇祯听说仁祖国王被困南汉山城时，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后来半途听说朝鲜已降才作罢，而崇祯不仅没怪朝鲜投降，反而责备陈洪范救援不力。崇祯的这一“义举”，在多年后也被朝鲜英祖国王赞为“清兵满辽阳，流贼遍布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也正因如此，崇祯后来也和明太祖和明神宗一起入祭“大报坛”。皇太极可能不知道，他竟然一手“栽培”了朝鲜历史上最痛恨清朝的国王。1649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年，曾在沈阳度过了八年人质生活的孝宗国王即位，屈辱的人质生涯让孝宗对清朝恨之入骨，还在沈阳时就写下了“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的反诗，即位后便正式启动了他不切实际的反清复明政治蓝图。孝宗反清复明的精神导师是朝鲜大儒宋时烈，在他的谋划下，孝宗一边大肆起用所谓的忠良之后义理之人，一边花重金扩军备战，“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据说，孝宗本计划在1661年起十万大军北伐，但1659年便已撒手人寰，大志未酬。在后人看来，孝宗的北伐计划显然是荒谬不经的，先不说朝鲜的十万大军是否凑得齐，即使有了十万大军，凭朝鲜那“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大败”的历史前科，也无非是乌合之众罢了。更何况，孝宗所谓的“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可能也是高估了中原人民的觉悟。就连主战派宋时烈也曾质疑说：“诸葛亮（北伐）尚不能有成……事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可孝宗却“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义既明，则覆亡何愧。”好像为了反清复明的理想，赔上朝鲜也无所谓。可以说，朝鲜北伐计划的唯一机会在于清朝的内乱，而后趁乱起事。1673年，机会还真的来了，三藩之乱爆发，可此时朝鲜却又迟疑了。当时朝鲜有大臣上书给显宗国王，认为吴三桂起兵“乃千载一时，应结集出兵，以完成孝宗遗愿”，朝鲜的儒生们也是群情激奋，国内一片北伐之声。可就在这“千载一时”，才34岁的显宗突然驾崩了，刚刚十三岁的肃宗接位，北伐这事又黄了。朝鲜正史《李朝肃宗实录》辩解道，朝鲜此次痛失良机完全是因为显宗突然驾崩所致，“乘此之机，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扫清腥秽”。书中甚至大胆推测，如果三藩之乱发生在孝宗时代，孝宗“必仗忠烈，奋神威”北伐中原。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无论朝鲜事后如何痛心疾首，这一北伐时机终究一去不复返了。之后的朝鲜，如同文章一开头所说的，对于“反清复明”的梦想，只能在“大报坛”的祭祀中，只能在精神层面一遍遍地重复，实质上的“反清复明”还未及开始已然结束。不仅是官方的“大报坛”，朝鲜民间对于明朝的种种尊崇也一直未断绝。宋时烈晚年隐居的华阳洞后来成为了朝鲜儒林中的“崇明中心”，后世儒生流行在洞中和附近的万东庙摹刻明朝皇帝御笔，举行各种思明仪式，最著名的胜迹是，华阳洞中有孝宗国王的御笔“大明天地，崇祯日月”，意思是明朝虽亡，唯独朝鲜保有“大明天地”，用当时朝鲜一位大儒的话来说就是，“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尽管此时朝鲜官方文书的纪年在明亡后早已采用清朝的年号，但在私下里，无论是私人文书，还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纪年，用清朝年号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当时朝鲜的主流是采用崇祯的年号，以至于出现了“崇祯两百多年”的奇事，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地说“唤我作大明人”。这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现象：某位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前朝旧人，但在邻国的纪年中却还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对此，朝鲜儒家大师朴趾源在“燕行录”名著《热河日记》中一语点明：“尊崇祯以存中国。”既然军事上无法完成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让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远活在“崇祯”的年号中吧。平心而论，从顺治开始，清朝皇帝对于朝鲜可谓是恩宠有加，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礼仪上，对于朝鲜的态度甚至都要超过明朝，又是减免岁贡，又是优待朝鲜使臣，甚至还亲自写诗赐予朝鲜国王。到了乾隆时代，朝鲜对于清朝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对于清朝皇帝不再背后称为“胡皇”，改称“皇帝”；对清朝皇帝的评价也公允起来，不再动辄“荒淫”“虐民”，也不再天真地认为“胡人无百年之运”，清朝随时可能灭亡。然而，此后朝鲜对于清朝态度的改变也无非就是放弃了敌意，不再意淫着颠覆清朝而已，更准确地说，是从浪漫主义的“反清复明”回到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而已，但这远远不等于说朝鲜就真心认同清朝，更不等于说朝鲜放弃了对明朝的尊崇与忠诚。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初，在延续了两百年之后朝鲜国王对于“大报坛”的祭祀才最终停止，这在实质上已成为了朝鲜王室的“家法”。“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朝鲜始终践行着这一承诺，一直到1909年，也就是“崇祯265年”，朝鲜才在历书上最终结束了崇祯纪年。此后一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亡国。朝鲜与大明，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那是因为朝鲜一直在私底下偷偷用~并无史料能够直接证明清朝知情，而且当时朝鲜在内部用明朝年号，那是一种政治正确问题，轻易不可触碰。崇祯十年（1637），李朝在被后金兵困南汉山城四十六天后，无条件出降，自此，朝鲜断绝与明代藩属关系，转而成为清朝属国。但在处理正朔问题上，朝鲜态度十分暧昧——表面上使用清朝年号，暗中却遵行崇祯、永历纪年。甚至在朝鲜国王死后，拒绝使用清朝皇帝所赐谥号。丁卯之役（1627）后，清与朝鲜结为“兄弟之国”，但坚持使用天启年号，权宜之计对清朝文书改用干支纪年。当年天熹宗崩，思宗继位，崇祯元年二月，朝鲜在尚未接到明朝颁布正朔时，在皮岛总督衙门毛文龙处得知中国已改元，直接宣布全国改行崇祯年号。这一次改行的崇祯年号，成为朝鲜随后二百多年一直暗中遵行的明朝年号。崇祯十年，朝鲜被迫成为清朝藩属，其首要条款即为“去明国之年号”。自此，清朝正朔成为朝鲜法定的纪年方式。原则上，朝鲜官方文书都应奉行清朝正朔，但在实际操作中，年号问题却十分复杂。如今在韩国庆尚南道居昌郡渭川面，还在使用明朝崇祯年号的桐溪古宅对清文书，朝鲜一直使用清朝年号。朝鲜王朝政府公文正朔使用，原则上需要使用清朝年号，但在朝鲜所见公文至少有三种正朔方式：遵行清朝正朔、使用崇祯年号、使用干支纪年。政府间往来公文，朝臣上奏国王的奏疏一般都用清朝年号；科举放榜一律使用清朝年号，但英祖为忠良后孙和明遗民后代专门设立的忠良科则特令不书清朝年号；朝鲜国王个人画像不用清朝年号；与日本的来往文书中曾长期不书清朝年号；值得一提的是，朝鲜马牌一直使用天启年号……以上可知，即便在朝鲜官方文书中，不用清朝年号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私人文书（包括王室在内）普遍使用明朝年号。当时朝鲜从士林到百姓几乎皆使用明朝崇祯、永历年号，其中以崇祯为主，偶有不用者频遭抨击。这是政治正确问题，轻易没人敢违反。朝鲜祭祀上的正朔问题则比较复杂。大体来说，在官方祭祀中，时而用明朝正朔，时而用清朝正朔，视情况而定。但在朝鲜王室墓碑所遵行的无一例外皆是明朝年号，用“皇明”、“有明”字样表示是明朝遗臣，用“崇祯后……年”的方式来纪年。关于崇明祭祀中，如大报坛、万东庙则全部使用明朝正朔，样式为“维崇祯几年，岁次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干支，朝鲜国王臣姓讳敢昭告于……”朝宗岩大统庙则使用永历纪年等。士大夫家祭则全部使用明朝正朔。至于明朝遗民入朝，基本都会被朝鲜政府安置起来，专门设立了科举的忠良科为他们提供上升渠道；1667年丁未年，有一批来自南明台湾郑家势力的海难漂流者在朝鲜济州岛登陆，他们作为郑家的御用商人去日本贸易，但被台风吹到了朝鲜。他们穿着明朝服装上岸，后来几经周折，因为清朝知道了此事，在清朝压力下这95人被朝鲜遣返到了中国北京，随即被处死。因为此事，朝鲜官绅士子一致批评政府行事不当，百多年后朝鲜人还在拜祭这九十五义士。丁未事件后，对于南明漂流船的难民，朝鲜国采取放任自流态度，船毁了的就地安置留居，船坏了帮忙修好让他们自己离去，不再强行遣返。这事也说明了清朝政府对于明确的反清分子进入朝鲜，一旦知道了此事必定会向朝鲜政府追索。而那些零星进入朝鲜的明朝遗民，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朝鲜政府完全可以做到不让清朝知晓，加以妥善安置。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清朝康熙年间，一支由南明遗民组成的队伍请求加入清军，假扮成东北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不会满清的语言和文化，但他们利用南方文人的技巧和洞察力，最终在清军内部取得了不俗的地位。虽然这些遗民在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清朝仍容忍了他们的存在，以便借助他们的能力和知识来巩固清朝的统治。这表明清朝对于在境内的外来人口和文化有一定的包容和容忍度，并且可以看出，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也是为了保持国内稳定。 首先 清朝成立后，原明朝的统治者和官员多被逐出、流亡或被灭族。为了维护统治，清朝认为只要不造成威胁自己的情况，接收具有民族特征的古朝鲜和滞留清朝境内的明朝遗民是不会给统治造成威胁的。此外，清朝对于宗教、文化多元性有较高容忍度，这也有利于维护国内的稳定。其次 古朝鲜作为一个独立的相邻国家，对于清朝来讲，其保留明朝年号和接收明朝遗民并没有对其政治影响产生威胁，反而可以借此维护与古朝鲜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巩固边境稳定。此外 清朝还通过收容明朝遗民，扩大了其国内文化的多样性，吸收了这些遗民所带来的精神、文化和技术财富，从而推动了清朝的文化和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清朝能够容忍古朝鲜使用明朝年号和接收明朝遗民，一方面是基于政治稳定和维护好邻居的考虑，另一方面也符合了其对于文化、宗教多元性的容忍度。

元朝时，并不把朝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待的，朝鲜曾经一度沦为元朝的一个省的待遇。但从明初开始，明朝始终将朝鲜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虽然是属国，但明朝从不干涉朝鲜内政，而且厚往薄来，两国关系始终很好，没有摩擦。壬辰战争时，朝鲜国力衰弱，根本挡不住打了几十年内战的日本军队的攻击，京城都丢了，基本上将要亡国，不得已向明朝求救。 明朝立即派出大部队对朝鲜进行支援，从而使得朝鲜复国，忠实地履行了宗主国的职责。而明朝没有提任何条件，战争完毕后立即撤军回国，显示了泱泱大国的君子之风，令人可敬可叹。朝鲜君臣始终以此为明朝对朝鲜的再造之恩，把明朝作为自己的再生父母来看待。虽然清朝取代了明朝，但为了便于统治，安抚外邦，一些小的细节也就默许了。